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步，到如今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蓝图擘画，一幅绵延70余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画卷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接力绘制、渐次铺展。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经历了异常艰辛的过程。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编制实施“一五”计划的书信、手稿、会议记录等珍贵档案，为我们还原了那段白手起家、艰难创业的历史。
从零开始，“第一次搞计划，没有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一直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重点思考的问题。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决定从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着手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采纳周恩来提议，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首轮试编。
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以改善民生，还是集中有限力量优先建设重工业，是计划编制工作面临的方向性选择。党中央从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严峻的国际环境出发，特别是结合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教训，经过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后来将之精辟地阐述为着眼于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仁政”，这一战略决策成为“一五”计划编制的基石。
最初的试编，由于掌握的全国资源统计数据和资料不全，而且没有编制长期计划的经验，因此尚处在摸索阶段，仅有一个粗略的纲要。陈云说：“现在没有精确的统计，都是靠估计。”“我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只能是粗的，将来再由粗到细。”1952年初，中财委启动五年计划第二稿编制工作，汇总了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7月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共计25本小册子，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等多个行业计划以及贸易、财政等方面的计划。陈云7月1日致信毛泽东，就这一稿编制情况作了报告，他说：“这次我们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比较多。”同时他也坦承，“第一次搞计划没有经验，已经搞出的也很粗”。但就是这样一个仍显粗糙的草案，却意义非凡，它已经初步勾勒出国民经济五年发展的轮廓，成为新中国迈向工业化的第一份路线图。
艰难谈判，苏联援助建设156项重点工程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计划经济模式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制定、工业建设等方面经验丰富。而且，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全面封锁，新中国所能获取的外部援助极为有限，争取苏联的援助至关重要。经研究，中共中央决定以《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为基础，向苏联政府征求建议并寻求援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陈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
苏联政府对中国编制“一五”计划予以大力支持，组织专门力量对计划草案进行详细研究。斯大林在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中，同意为中国五年计划建设在设备、贷款、专家等方面提供援助，但同时也在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提出了意见，认为草案中工业年均增长20%的指标是勉强的，计划要留有余地，要考虑到农业的制约因素。这些意见对科学编制计划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2年9月下旬，周恩来、陈云等先行回国，李富春留在莫斯科，继续带领团队与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就计划草案和援助项目细节进行具体磋商。苏方专家经过深入细致研究，指出了草案中指标过高、比例失衡、地质资料不足等诸多问题。例如，草案中提出五年要修一万公里铁路，而苏方认为这一建设规模过大，超出中国当时的实际建设水平。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缺乏编制经验的情况下，既要保证编制计划科学合理，又要向苏方竭力争取尽可能多的援助，其难度可想而知。接下来长达数月的谈判，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谈判涉及从钢铁、煤炭、电力到机械、国防等几乎所有工业门类，由于没有完整数据基础，代表团需要不断地与国内核实各类经济和资源数据，每一个项目的技术标准、设备清单、实施进度、资金额度都需要与苏方反复磋商。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在援助建设的重大项目上取得一致意见，于1953年5月15日签署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的协定。这91个项目，加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援建的50个项目，共同构成了141项援建工程的核心。此后，中苏双方就91个项目设计任务书等具体问题继续商谈，1954年2月，李富春向周恩来报告：“九十一个项目的设计任务书问题，昨日最后与商务副代表那维琪同志谈好，较一月廿九日向中央作的报告作了必要的修改。”1954年10月，经过周恩来进一步推动，苏联政府又追加了15个项目，最终形成了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工程。这份来之不易的援助清单，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动态调整，“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
1953年元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时，完整的计划草案仍在紧张地编制和修改之中，计划编制工作进入“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状态。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1953年初，陈云领导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和各大区，在征求了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后，对项目发展速度等参数重新进行计算。计算工作异常辛苦，随着方案不断调整，一个数据的变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重新计算整张表格乃至整个系列的数据。这次修订后，各经济部门和各年度互相配合、基建投资在各部门分配比例等方面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实际。
1953年6月，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成为“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为“一五”计划编制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对“一五”计划进行第四次修订。6月28日，周恩来在审阅《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稿后致信毛泽东，信中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唯一目标是不完全的，建议将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改写为“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对一些具体内容提出了修改建议。由此可见，这一稿在经过多次修改后，最终确定了“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增加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使“一化三改”总路线在计划中得到全面体现，进一步完善了计划体系。
精密核算，比例协调与综合平衡的反复打磨
1954年初，抗美援朝战争已胜利结束，苏联援助工程也已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深入人心，加上1953年计划实施以来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这使得确定“一五”计划草案的条件逐渐成熟。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组织对“一五”计划纲要草案进行第五次编制。
1954年2月19日，陈云在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会议上，明确要求各部都要确切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并强调“这次责任很重，时间短促”，要“一个月就交卷”。在陈云、李富春领导下，国家计委经过认真仔细地测算和反复地讨论、修改，整理出了计划草案第五稿初稿，于4月16日送交毛泽东审阅。从4月22日起，陈云多次主持召开工作小组会议，针对“一五”计划中的间接计划、主要内容、投资比例、购买力与物资平衡、财政收支紧张、工农业指标能否完成等问题以及各方意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和分析思考。6月30日，陈云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时系统阐述了“按比例发展”和“紧张的平衡”的思想。他强调，经济建设要统筹安排好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内部各部门、工业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财政收支、商品供应与社会购买力、物资之间的关键平衡。他分析指出，“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不可能样样宽裕，“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按照这一要求，工业年均增长速度、基建投资总额等关键指标，都在反复核算后，从最初较为乐观的设想下调至更切实可行的水平。
1954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集中在广州20多天，字斟句酌地审核修改草案第五稿初稿。与此同时，草案下发至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区市党委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各方面反馈意见修改后，“一五”计划草案第五稿雏形初具。12月17日，陈云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草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并于1955年1月25日复信称赞“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五年计划草案。4月至5月，八人工作小组再次组织对计划草案逐章逐节讨论和修改，反复推敲工业布局、技术标准等细节，并将字数由原来的12.7万减少到10.4万左右，最终编制完成五年计划。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会议认为，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此时，距离计划开始实施已过去两年多。
从1951年初步构想到1955年正式通过，“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载、数易其稿。编制工作立足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外部环境，借鉴了苏联的建设经验，贯穿了对国家前途的深远谋划、对经济规律的科学探寻、对战略重点的充分讨论，以及对各项数据指标的反复核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这场前所未有的艰难探索与实践，不仅成功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也为我们党领导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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